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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行政诉讼法视野下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思路——从行政行为的效力差异进行分析
来源:衢州市 发布日期:2017年07月07日 浏览次数: 字号:【 分享到:

一、   引言

(一)问题意识

现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使得纠纷发生的原因、类型以及解决方式呈现多元、交叉的形态。公法对社会生活事实的规制拘束着私法领域的决定,许多私法纷争的解决也会牵涉到公法法律关系效力的认定。反映到司法裁判,就会出现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审判实践中做法不一,裁判冲突、诉讼迟延的问题时有发生,被学界讨论已久的“高永善诉焦作市影视器材公司房产纠纷案”更是典型地反映了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交叉时当事人所陷入的难以解套的程序窘境。1)

随着理论及立法条件的成熟,2014年行政诉讼法进行了修改,专门针对行政诉讼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作出规定,不再局限于原先的行政裁决类案件,而是将范围扩大至“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的行政诉讼”,而且在第61条第2款中概括性规定,行政诉讼中法院认为“行政案件的审理需以民事诉讼的裁判为依据的,可以裁定中止行政诉讼”。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进一步规定了行政诉讼一并审理相关民事争议的程序性事项。至此,可以说现有法律已对规范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的处理有了实质性进展。但细读上述条文,会发现新行政诉讼法对于何种情况下适用一并审理、哪些相关民事争议需要裁定中止行政诉讼以及交由民事诉讼后法院如何对待行政行为,仍缺乏相应的具体规定和判断标准。行民交叉案件形式上是本诉与他诉的关系问题,其背后所涉的是我国诉讼职能分工以及行政行为对法院的拘束效力问题,有必要在理论与实践中予以厘清。

(二)理论前提

关于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问题,行政法学者观点各异,给出不同解决路径,主要有:一是倡导司法审判的自主性,认为原则上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案件涉及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可以独立审查,直接作出认定;在特定情况下,法院可以中止诉讼,等待行政争议最终解决,然后据此作出判决;行政附带民事诉讼原则上只适用行政裁决提起诉讼的案件。2)二是讨论行为效力作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对非无效行政行为作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区分,前者在民事审判中可评判其内容真实性,但不得宣告该行政行为违法或撤销,后者应先中止民事诉讼,由行政程序解决其效力问题后再恢复民事诉讼。3)三是区分“构成要件效力”与先决问题,具有“构成要件效力”的行政行为法院原则上应作为一个既定事实认可,对于先决问题又从不同类型行政行为进行分析。4)

上述观点或以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拘束力的情境性为视角,或将行政行为效力与先决问题的解决方式联系起来讨论,亦或是从行政行为效力内容出发分析行政行为对法院的拘束力,均具有相当的意义。总结上述观点可见,学理上对于行民交叉案件解决方式的研究,多从行政行为的效力差异角度进行分析。就行政行为的效力内容而言,包括确定力、存续力、构成要件效力及确认效力等,其中确定力系针对相对人而言,而存续力面向的是作出行政行为的机关,只有构成要件效力与确认效力是从拘束其他国家机关的层面设定。5)行民交叉案件,或者说行政行为对法院的构成要件效力,主要“出自权力分立原则的要求”,而“权力分立的内容除权力区分外,还有权力制衡一项,权力制衡不仅合理化,甚至要求法院对行政处分作适法审查”。6)行民交叉案件中,行政争议先行抑或民事争议先行,还是行政民事争议一并审理,其理论根源即在此。

二、   比较法之观察

由于各国司法制度和法律传统的差异,对于行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两大法系国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大陆法系国家

在德国,基于管辖权的相互尊重,当行政行为构成民事诉讼的先决问题时,德国普通法院不直接进行审查判断,而须中止诉讼,将先决问题交由行政法院处理。但对于无效行政行为,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认为普通法院可以否定其效力,“特别严重瑕疵的行政行为根据法律本身无效,毋需撤销或确认其无效,这一点向来就有共识。这种行政行为根本无效力可言,关系人以及其他人,法院和行政机关可以而且必须不理睬它。”7)

在法国,行民交叉争议又称为附属问题,当普通法院所审理的案件涉及行政行为,如该行政行为意义不清楚或合法性不明确且无法绕过,则适用审判前提原则。受诉法院必须停止诉讼,由利害关系人就附属问题向有管辖权的法院起诉,待附属问题的判决作出,再对原先的案件进行处理。根据法国的判例,对于行政机关实施的暴力行为,即指“行政机关严重地、明显地违反法律、损害公民的财产权和基本自由的物质的执行行为”,与德国法中的无效行政行为类似,此时普通法院有管辖权。8)

日本受公定力理论浸染,日本法院在民事审判中遇到行政行为效力问题时,通常不会在民事诉讼中直接审查行政行为的效力,而是按照行政案件诉讼法规定的“撤销诉讼制度”来解决。该制度的宗旨可以理解为,“行政行为的效力只有根据撤销诉讼才能予以否定这种所谓‘撤销诉讼的排他性管辖’(同法未直接采取那种表现形式,但如果认为撤销诉讼以外的诉讼也能自由否定行政行为的效力,那么该法作为有关行政行为的诉讼方法采用撤销制度的意义就将失去)”。9)在日本,行政行为的公定力也不是任何情况下都承认,对于“无效行政行为不存在公定力这一观点广泛地被学说和判例所承认”,民事审判自可以判断。10)

(二)英美法系国家

英美法系国家,不存在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的区分,法院内部也不存在行政审判庭与民事审判庭的区分,甚至许多在我国由行政机关履行的职能,在英美法系国家是通过法院进行。但在具体实践中,法院并非对行政行为视若无睹,只是解决方式不同。例如,作为普通法一项原则,法律禁止当事人就前一案件中的已决问题再次提出争辩,虽然与行政行为对法院拘束力有较大区别,但法院对既判力的肯定,可以避免重复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支出和烦扰。11)再如,行政机关首先管辖(primary jurisdiction),当相关争议属于行政机关的专业知识或自由裁量范围,法院可能会要求当事人首先把问题提交行政机关解决,待行政机关作出决定后才进行司法审查,与本文所涉问题的区别在于首先管辖原则下,行政机关尚未就相关问题作出决定,但值得借鉴的是法院可以利用行政机关的专门知识,保障行政政策的统一性。12)此外,在具体的判例中也似乎能看到法院在给予行政行为排除争议的效力,United states v. Utah Construction&Mining Co.,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如果一个行政机关行使的是司法性职能,并且当事人对相关争议本来有权提起诉讼,那么,它对于相关事实争议的正确认定无疑应当适用既判力规则”。13)

(三)两大法系处理方式的比较与借鉴

从上述介绍可见,大陆法系强调行政行为的拘束效力,原则上要求中止民事审判,行政争议交由行政法院解决;而英美普通法系强调司法审判的自主性,原则上承认法院可自主判断。这主要是因为两大法系司法制度的差异,前者采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二元司法制度,而后者为一元司法制度。明确差异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两大法系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也存在趋同的处理方式,例如英美法系中,法院也可能把问题交由行政机关先行解决,对于行政机关某些类型的决定,法院也可能给予尊重;大陆法系中,普通法院也并非涉及行政行为就一概中止审判,在未成为审判前提问题时,也可作为附属问题一并解决。从这些异同的分析,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对待行民交叉争议时,考虑诉讼效率,避免重复诉讼,维护司法与行政的统一性,应当是处理该类问题的基本价值取向。

三、行政与民事交叉案件的处理思路

结合国外解决行民交叉争议的实践经验以及我国现行司法实际,在具体处理过程,可遵循以下思路:

(一)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法院可在民事审判中审查处理

前述已论及,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通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于无效行政行为可不交由行政法院,而直接宣告其无效。在我国,新行政诉讼法第75条正式增设了确认无效判决,规定法院作出确认无效判决须以原告申请确认行政行为无效为前提,从而进一步完善了行政判决体系。问题是在民事诉讼中涉及无效行政行为,我国是否也允许法院直接进行审查并作出处理。我国确认无效判决的发起条件是原告提出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而且不同于大陆法系的确认无效诉讼不受起诉期限的限制,我国新行政诉讼法未对确认无效诉讼的起诉期限另行规定,这意味着确认无效诉讼仍应适用6个月的起诉期限规定。无效行政行为应是自始、当然无效,若相对人未提起确认无效的诉讼请求,或逾期起诉,民事诉讼中止等待确认无效判决作出又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叶必丰教授所言:“对无效行政行为的司法救济,也不应只限于行政诉讼这一途径。如果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涉及无效行政行为,那么法院就应有权以裁定的方式确认其无效”。14)因此,鉴于无效行政行为的原理以及诉讼经济原则,应允许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无效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判断。

根据第75条规定,无效行政行为的判断标准是“重大且明显违法”。从文义看,“重大”与“明显”应是同时具备,仅仅重大而不明显,或是明显而不重大,都不能认定为无效行政行为。“重大且明显违法”的情形,第75条只列举了实施主体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或没有依据两类情形。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哪些情形属“重大且明显违法”可从内部和外部要素两方面进行考量。“如行政行为从外观上看不具有执行力、欠缺必要的法定形式要件,即可从外观上判断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外观上无重大瑕疵,可从内部构成要件考量是否存在明显超越职权、内容明显违法、严重违反法定程序等重大、明显违法”。15)此外,也可参照现行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作出判断,如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5条之规定,若被申请执行的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明显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的,或有其他明显违法并损害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应当裁定不予执行。再如,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许可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作为被诉行政许可行为基础的其他行政决定或者文书存在“明显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超越职权以及其他重大明显违法情形”的,法院不予认可。

以上讨论了民事诉讼中对待无效行政行为的态度,同样的,在行政诉讼中遇到民事行为明显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也应当认为法院可直接确认无效,没必要中止诉讼。

(二)对于具备“构成要件效力”的行政行为,法院原则上应作为自身判决的一个基础构成要件事实,但若构成“先决问题”,则应进行类型化区分

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是指“除非该行政处分有明显、重大的违法瑕疵,否则法院必须受该行政处分的拘束,不得自行审查其适法性,换言之,法院必须把行政处分当作一个既成事实,承认其存在,并纳为自身判决的一个基础构成要件事实”。16)所谓的“基础构成要件事实”是指法院将行政行为的“规制内容”作为既定的事实要件采用,而非支持行政行为“规制内容”的“事实与法律认定”。“之所以作如此限定,是因为行政机关认定的事实与法律解释并非具有严格的、中立的法律程序作保障,如赋予这部分内容也有拘束效力,理由及正当性并不充分”。17)我国虽未采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二元司法制度,但在法院内部设立了民事庭、行政庭等不同的审判庭。尽管它们都是以本院的名义对外作出判决、裁定或决定,但不同审判庭都有专门的职能分工,除非相关法律例外明文赋予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对行政行为有审查的权限,否则径行允许民事诉讼得自行对行政行为的适法性进行实质审查,那么就相当于打破了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职能分工。

如前所述,民事诉讼中对于具备“构成要件效力”的行政行为,法院可以将它作为民事裁判的一个要件事实予以处理。但是司法实务中还存在其他两类情形:一是民事诉讼中行政行为不是案件的诉讼标的,但行政行为效力问题的先行解决决定了民事判决内容;二是行政诉讼中民事争议同样不构成诉讼标的,但民事争议的解决影响行政裁判结果。这两类情形就是本文所讨论“先决问题”。18)新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2款与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分别给出了法律解决方案,也就是行政法学者提出的“先行后民”与“先民后行”方式。19)具体实践中选择何种方式,应当遵循审判前提争议先行的原则,当民事争议的处理以行政争议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适用“先行后民”;当行政争议的处理以民事争议的处理结果为前提时,适用“先民后行”。这是项基本原则。此外,也应看到行政行为的效力除了对法院的拘束力还表现为对民事活动的规范效应,其产生的法律效力一方面取决于私法规范与原理,另一方面从公法角度而言取决于行政行为的不同性质与类型。这种的法律效力差异与“先决问题”密切相关,也是处理行民交叉案件应重点考虑的问题。为此,根据行政行为的内容与性质,本文将行政行为区分为确认性行政行为与形成性行政行为两种类型,确认性行政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况就是行政裁决。20)

四、“先决问题”诉讼审理程序的类型化分析

行政权介入民事活动的形式多样,在实体上既有私法领域的规范效应,也有公法领域的效力,在程序上就表现为不同类型行政行为的效力差异对解决方式的影响。21)

(一)确认性行政行为:民事先行

确认性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的请求权、法律地位、物或事实作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确认行为,它并非民事法律关系成立和有效与否的前提,而是作为一种权利凭证,对民事法律关系起到公示、公信和权利推定的效力,其本身是否合法与民事法律关系是否成立、有效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民事法律关系只是支持行政机关作出确认性行政行为的基础事实。

就本文所讨论的争点而言,民事诉讼中,当一方当事人以存在的确认性行政行为作为抗辩依据时,法院是否需要中止民事诉讼。持肯定观点的认为,“行政诉讼是人民法院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是合法性审查的重要内容,对具体行政行为证据是否确凿必须包括对相关民事行为的审查”。22)该观点仍是在担忧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僭越边限,对行政行为合法性进行审查。但实际上这种担忧是不存在的,法院的民事判决即使与确认性行政行为不一致,也只是说民事判决推翻确认性行政行为所涉及的民事权利事项的推定,而不是行政行为本身,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依然存在。因此,这种情况下,法院无需中止民事诉讼,要求当事人先通过行政诉讼对该确认性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判断之后再启动民事诉讼程序,而完全可以对基础民事法律关系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审查,确定民事权利的归属。但需注意的是,民事判决中不得直接宣告该确认性行政行为违法或予以撤销,而应由当事人持生效的民事判决,通过行政程序申请行政机关撤销该确认性行政行为或重新作出新的确认性行政行为。我们可以在现行的司法解释中找到例证,如:





承认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可以通过审查基础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而确认权利的归属

司法解释

主要内容


《关于企业开办的企业被撤销或者歇业后民事责任承担问题的批复》第二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虽然领取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但实际上并不具备企业法人资格的企业,应当依据已查明的事实,提请核准登记该企业法人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不予吊销的,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中对该企业的法人资格可不予认定。

《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间题意见(试行)》第49条

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虽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错误地登记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但实际为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的,应当按个人合伙或者个体工商户对待。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4条

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

确认性行政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况是裁决争议的行政行为。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通过与诉讼类似的程序对相对人之间争议的法律问题作出裁决。虽然行政裁决的基础争议仍是民事法律关系,但由于法律明确规定了特定类型的民事争议由行政机关裁决,行政机关的介入使当事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已不再纯属私法领域,其最终定性应为行政法律关系,对裁决内容不服的应通过行政诉讼实现救济,下文会作进一步具体分析。

(二)形成性行政行为:先行后民

形成性行政行为,是旨在设立、变更或消灭特定法律关系的行政行为。本文所讨论的特定法律关系为民事法律关系。与确认性行政行为不同,形成性行政行为并不是以已经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事实,而是直接影响着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这主要表现在相对人事先获得行政机关同意或不同意从事某种活动,而该种活动在法律上可能与第三人之间产生、变更或消灭民事法律关系。当这些民事争议进入民事诉讼后,业已存在的形成性行政行为就会作为“先决问题”出现。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需经由行政审判庭审查判断,民事审判庭无权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这是行政诉讼案件管辖排他原则当然结论,前文已作阐述。若形成性行政行为已进入行政诉讼,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5)项的规定裁定中止诉讼;若形成性行政行为尚未进入行政诉讼,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告知另行提起行政诉讼,如当事人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亦应裁定中止诉讼,待其救济手段期限届满后,再承认该形成性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效力”。

此为较明晰的思路,但审判实践中法院的做法并不一致。如在原告方新平诉被告方东平、方受平排除妨碍纠纷案中,原告取得县政府的《宅基地批准通知书》和县城建局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欲施工建房,被告方东平以该地有自己份额为由阻拦施工。为此,原告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排除妨碍。被告方受平、方东平也以县政府将自己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批给方新平建房侵犯了自己的土地使用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县政府发给方新平的宅基证、停止侵权。县法院经审查认为被告所诉事实该院正以民事案件进行审理,现其提起行政诉讼系重复诉讼,故裁定不予受理。被告不服,向中级法院提起上诉,中级法院以同一理由驳回了上诉。县法院继续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并依法作出了原告方新平在县政府批准的范围内按证施工,被告方东平不得阻碍的民事判决。就前一民事诉讼而言,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并非案件的诉讼标的,法院以重复诉讼为由,裁定对后一行政诉讼不予受理,实为不妥。本案民事争议的解决有赖于先行解决《宅基地批准通知书》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合法性问题,宜采“先行后民”的审理程序。

(三)几类行政行为的探讨:行政诉讼一并解决民事争议

所谓行政诉讼一并解决民事争议,是指在行政诉讼过程中,法院根据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的请求,受理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密切相关的民事争议,将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合并处理的诉讼制度。23)新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款将“一并审理”的适用范围确定为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裁决的“行政诉讼”中,其隐含的前提是当事人未提起民事诉讼,如当事人已经就相关民事争议提起民事诉讼,依本文观点,应按前述思路解决。条文还规定法院只有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才可以一并审理,换言之,一并审理的启动是依申请行为,法院处于被动地位。关于哪些行政行为适用“一并审理”仍值得探讨:

1.行政裁决。在确认性行政行为的分析中已经提及,行政裁决虽从形式上涉及两类法律关系,即作为基础争议的民事纠纷和作为诉讼对象的裁决行为,但作为基础争议的民事纠纷经由裁决行为,已经成为行政裁决内容的一部分。如相对人径直就行政裁决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法院认同行政裁决结论时,当事人间的民事争议也相应得到解决,而一旦法院撤销行政裁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争议就回到了裁决作出前的法律状态,就会出现“官了民未了”的消极后果。那么,民事诉讼途径能否解决上述问题呢?由于民事诉讼无法解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如果法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与行政裁决的结论一致,问题还不突出,但如果民事判决与行政裁决的结论不一致,则会出现两份结果冲突的有效法律文书,使当事人无所适从。所以,当事人就已经行政裁决的民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时,法院应不予受理或裁定驳回,告知当事人另行提起行政诉讼解决争议。而在行政诉讼中,经当事人申请,法院可适用新行政诉讼法第61条之规定,一并审理经过行政裁决的民事纠纷,实质性解决争议。

2.不动产登记。司法实务中,不动产登记是典型的确认性行政行为。关于不动产登记的性质学界观点不一,但对于其效力,学界认识差异不大。正如王泽鉴教授所言:“不动产登记系公法上之行为,得否作为私法上法律行为之部分,似有研究余地。纵使此项登记系基于当事人申请,内容并由其决定,似仍难因此使其成为私法上契约之构成部分。”24)不动产登记既然不是“私法上契约之构成部分”,那么登记本身的“规制内容”仅仅只能作为一项权利推定,其权利推定有可能与基础事实的权利实际归属不相一致。实践中,对于不动产登记纠纷选择何种诉讼程序解决,可总结为以下三个阶段:

阶段

法律、司法解释

主要内容


有限度“民事先行”


《《关于审理房屋登记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

当事人以作为房屋登记行为基础民事法律关系无效或者应当撤销为由,对房屋登记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当事人先行解决民事争议,民事争议处理期间不计算在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内;已经受理的,裁定中止诉讼。

允许“一并审理”

《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1款

在涉及登记的行政诉讼中,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的,人民法院可以一并审理。

明确不动产物权争议可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同时允许“一并审理”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间题的解释(一)》第1条

因不动产物权的归属,以及作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基础的买卖、赠与、抵押等产生争议,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依法受理。当事人已经在行政诉讼中申请一并解决上述民事争议,且人民法院一并审理的除外。

可见,现行司法解释已经明确不动产登记纠纷可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民事诉讼解决权利归属后,当事人通过变更登记等行政程序解决登记不一致问题。同时,当事人也可选择行政诉讼方式解决,如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没有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宜适用新行政诉讼法第61条第2款,裁定中止诉讼;如当事人申请一并解决相关民事争议,则可一并审理。

3.行政许可。本文所涉的问题是,行政许可能否排除私法上第三人特定民事请求权的行使。本文认为不应排除,这是因为行政许可系主管机关基于管辖权分配所作出的许可决定,其不允许也没有能力审查私法上的情况,许可决定自然也不能影响私法法律关系。而且法律若排除第三人特定民事请求权的行使,自然会有补偿第三人的配套措施,在欠缺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概括认定第三人民事请求权受影响,有违公平原则。既然行政许可不能妨碍私法上当事人民事权利的行使,那么当侵权行为成立时,就涉及以何种诉讼程序解决的问题。依本文观点,行政许可属形成性行政行为,原则上应适用“行政先行”。具体在民事诉讼,如当事人只提出了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因为行政安全管理标准与侵权责任制度功能不同,“前者重在一般性吓阻,后者则在以‘经济诱因’方式,促使行为人考虑个案因素,以避免侵害之发生”。25)故法院可迳行依据侵权法规则判断侵权责任构成要件是否得到满足,无需对行政许可之合法性进行审查,此时民事与行政争议可并行审理。如当事人提出了排除妨害的诉讼请求,法院则需要在撤销许可产生的利益与维持许可而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之间进行权衡那么就涉及行政许可合法性问题的先行解决,此时应适用新行政诉讼法第61条的规定,“行政先行”抑或“一并审理”。(作者: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方帅;衢州市法制办立法处报送


1)参见王光辉整理:《一个案件,八份判决——从一个案例看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的交叉与协调》,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2期,第113-119页。

2)参见何海波《行政行为对民事审判的拘束力》,载《中国法学》2008年第2期,第94-112页。

3)参见方世荣、羊琴:《论行政行为作为民事诉讼先决问题之解决》,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4期,第41-51页。

4)参见章剑生:《行政行为对法院的拘束效力》,载《行政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91-415页。

5)翁岳生编:《行政法(上册)》,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690页。

6)同(5),第687、688页。

7)[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6页。

8)王名扬:《法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87页。

9)[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吴微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10)同(9),第96-97页。

11)同(2),第99、100页。

12)参见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下)》,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659-667页。

14)叶必丰:《行政行为的效力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7、98页。相类似的观点可参见沈岿:《法治和良知自由:行政行为无效理论及其实践之探索》,载《北大法学文存》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同(4),第400、401页。

15)潘昌锋、孔令媛:《行政诉讼确认无效判决的适用》,载《人民司法(应用)》2015年第7期,第102页。

16)许宗力:《行政法对民、刑法的规范效应》,载葛克昌、林明锵主编:《行政法实务与理论(一)》,台湾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84页。

17)同(4),第399页。

18)“先决问题”在法国又称为“附属问题”。“一个案件本身的判决,依赖于另外一个问题,后面这个问题不构成诉讼的主要标的,但是决定判决的内容,称为附属问题”。参见同(8),第592页。

19)江伟、范跃如:《民事行政争议关联案件诉讼程序研究》,载《中国法学》2005年第3期,第170页。

20)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2-44页。

21)该思路主要借鉴章剑生教授观点,考虑作为“先决问题”的行政行为之性质,以及此时行政行为已产生何种法律效力。

22)王达:《房地产纠纷处理中行政与民事交叉问题的正当程序》,载《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4年第4期,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0页。

23)马怀德、张红:《行政争议与民事争议的交织与处理》,载《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第123页。

24)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5)》,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25)同(16),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