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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衍生:车牌限购的一种径路分析
来源:宁波市 发布日期:2017年09月21日 浏览次数: 字号:【 分享到:

北京、上海车牌纠纷案引发出关于“新”的 “财富”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车牌能否作为一种新型的“财富”?这种“财富”是如何衍生的?[1]这种“财富”的取得是否公平?我们应如何看待这种“财富”等。面对上述问题,结合当前车牌限购愈演愈烈的趋势,[2]我们很有必要做一深入细致的探讨。

一、衍生的“财富”:北京、上海的车牌纠纷案

2012年721日,原告任女士的丈夫在北京特大暴雨中不幸遇难,其所开的私家车也同时报废。2013312日,为争得车牌,任女士将婆婆蔡女士告上法庭,审理过程中双方都要求继承车牌,互不相让,法庭只好宣布休庭,择日再审。2013618日,法庭再次开庭审理车牌纠纷案,经过法庭调解,原被告双方取得一致意见,由原告任女士获得车辆并从而取得车牌,婆婆蔡女士则继承儿子存折上及车辆报废后的所有钱款。“北京车牌继承案”的产生是基于20101223日北京市政府颁布的《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旨在对小客车实施数量调控和配额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机动车上牌数量。按规定,北京市户籍以及在京纳税满5年的外地户籍者,在购车时,首先需要在北京小客车指标调控管理系统上进行申请,通过审核后,参加摇号,中签后,即可购车上牌。《规定》实施五年多来,参与摇号的队伍越来越大,摇号中签率一度达到150:1。车牌也由此成为了一种“极度稀缺”的商品,导致二手车牌价格急剧飙升,一度达到了15-20万余元之巨,从而衍生出一种新型的“财富”。但《规定》中第三条明确指出,小客车配置指标是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以摇号方式无偿分配的。也就是说,车牌在获取时是“无偿”的,获取后竟然成为了一种“财富”。众所周知,财富的产生,都是需要一定的劳动付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和丰裕,它为人类的内在繁荣奠定了外在的基础”,[3]而且这种劳动付出还必须遵守法律,如违法而来的财富是非法财富,法律是不予以保护的。那么北京车牌这种无需劳动付出就得到的“财富”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面对这一新型“财富”,我们又当如何处理它呢?根据北京车牌继承案的法院判决,任女士最终以继承车子的名义获得了车牌,《规定》第二十二条指出,因法院判决、裁定及个人因婚姻、继承发生财产转移的已注册登记的小客车,不需要购车指标证明,有关机关应依法办理转移登记。但问题是车子已经报废了,不存在继承的基础,北京法院于是结合北京车管所出台的一个临时措施,[4]通过“模糊”车子报废的事实,将车牌变更到了任女士的名下,由此可见,“北京车牌继承案” 只是新闻媒体渲染的一个噱头,但车牌作为一种“财富”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可。

围绕“车牌”争夺的故事,并不因为“北京车牌继承案”中的“模糊”而“被和谐”。2012年12月,无锡一起离婚案中,夫妻双方因分割一块上海车牌产生分歧。两人婚后在上海购买了一辆三菱汽车,当时的车牌中标价是4.8万元,由女方支付。但是男方认为分割财产只需要考虑车子的价值,车牌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最终法院调解认定,三菱车经过鉴定的估价是5.5万元,而包含车牌在内的总价值是10万元。法院认为,沪籍车牌在取得时需要支付数额不小的费用,而且这个车牌通过市场流通还能获得相应价值,因此它具有财产属性。如果说北京通过摇号无偿取得车牌而产生的“财富”,让人觉得有一种“不劳而获”的感觉,那么上海通过拍卖取得车牌而产生的“财富”,是不是就是一种合理合法的财富再创造呢?《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条规定,申请机动车登记,应当提交以下证明、凭证:(一)机动车所有人的身份证明;(二)机动车来历证明;(三)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明或者进口机动车进口凭证;(四)车辆购置税的完税证明或者免税凭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在机动车登记时提交的其他证明、凭证。因此,上海通过拍卖获取额度方能登记车牌的做法是明显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十一条也指出,发放牌证等只能收取工本费,不能再额外收费,因此,通过拍卖收费的做法也存在违法嫌疑。基于上述法律规定,因违法衍生的“财富”是注定不能成为新型财产类型的。此外,车牌拍卖也不是一种投资行为,而是公共资源使用的一种调节。通过拍卖获取车牌的人,只是得到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并非是因把握“机会”而获得财富的再创造。有鉴于此,上海车牌拍卖和北京车牌摇号衍生的“财富”都存在不正当性,不能成为法律所保护的新型财产类型。

二、“财富”的衍生:从行政登记到身份分配

2001年实施的《机动车登记办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机动车号牌是准予机动车在我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法定标志,其号码是机动车登记编号。20115月实施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因此,发放车牌的行为是一种行政登记行为。行政登记的作用就是一种国家证明,证明车辆符合国家安全标准,可以上路行驶。但北京、上海、广州、贵阳、天津、杭州、深圳等地的车牌限制规定,却把车牌登记转换成为了一种类似“行政许可”的行为,因为它们不再仅仅是针对车辆的安全性,而是好像更加关注驾驶人的“行为能力”。也就是说,北京、上海等地的规章或者政策,将法律规定车辆上牌登记行为,转换成了一种“行政许可”行为,车辆上牌也就从单一的车辆安全性,扩展到考虑驾驶人的“行为能力”,如北京的“摇号能力”、上海的“金钱能力”等。但问题是“运气”和“财富”能不能成为行为能力?因为能力来自于驾驶者的内在贮备,而不是外在的物质或机遇。因此,北京的“摇号”、上海的“拍卖”并不能构成行为能力。这也就是说,车牌登记从“行政登记”转换成“行政许可”不符合法律的要求,由此产生的“ 财富”并不是基于“能力”的创造。

车牌限购中的“财富”究竟是如何“衍生”的呢?我们通过下面的公式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财富”是如何随着行政行为的转换而“衍生”出来的。公式一:行政登记:车®车牌。行政登记旨在通过车牌的发放来证明车况及其相关信息,如车主、车名、车的颜色等,因此,在车牌登记中,车牌是指向“车”的,其本身只不过是一个标记,并不能产生“财富”。公式二:行政许可:能力®车牌。依据宪法和法律,公民从一出生就自动获得了权利资格,但权利的行使是需要一定的行为能力(如年龄、技能、资质等)。当公民通过了车辆驾驶的系列考试,行政主体通过驾照的发放来证明其在驾驶方面的行为能力,从而实现公民的驾驶权利。2004年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宗旨就是为了约束政府部门的“条件乱置”,以保持公民在行为能力具备的情况下,能平等行使自己的权利。北京、上海shanghai等地的车牌限购,将“摇号”、“金钱”作为许可的条件,但问题是“摇号”、“金钱”是无法作为公民行使驾驶权的“行为能力”的。公式三:身份分配:身份®车牌。北京摇号中的“运气”、上海拍卖中的“金钱”如果能够作为一种行为能力,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即“有运气就有权利,没运气就没权利”、“有钱就有权利,没钱就没权利”呢?如果这样,中国公民的权利的实现就不需要凭借法律救济措施了,只靠“运气”、“金钱”就行了。当我们把“运气”、“金钱”作为获取车牌的方式时,因为“运气”、“金钱”是依附在“人”的身上的,加之不是所有人都拥有这两种方式,这就意味着在我国要想获得车牌,得占有一定的“身份”才行。通过上述三组公式,我们不难发现,车牌登记从一种“无差别”的契约经过“管理”后演变成了“身份的分配”,“财富”的衍生也正是基于这种“差别化”的对待。 三、“财富”的效应:公民权利的减损

当前无论是车牌拍卖,还是车牌摇号,都是立基于缓解城市拥堵、提高出行效率以及改善环境等宏大的公益视野,因此,车牌限购中衍生的“财富”似乎不尽合理,但相比车牌限购的目的而言,这种因“搭便车”而衍生“财富”似乎又可以容忍。但从高德公司发布的中国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来看,车牌限购以及由此衍生的“财富”是注定无法完成“倒果为因”的“救赎”的。高德公司从2014年起,持续发布了六个季度的中国城市交通报告,该报告基于高德公司积累的海量交通出行数据,通过大数据挖掘计算所得,采用通用算法理论,保证了结果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报告采用“拥堵延时指数” (出行延时/出行时间)作为城市拥堵程度的评价指标,即城市居民平均一次出行实际旅行时间与自由流状态下旅行时间的比值。无独有偶,2015年2月英国嘉实多公司利用卫星定位系统的车辆,获得了相关数据,计算出了每座城市车辆的年均停止——启动次数,以其作为衡量堵车严重程度的指标,从而发布了全球最拥堵城市排名,这其中,上海位居第13位,北京位居第17位。

基于上述两例大数据的分析,现行车牌限购的政策实施与缓解交通、提高出行效率的政策定位显然存在着很大的出入,但原因绝对不能简单归结于制度或政策的错位,因为城市交通是一种综合体系,仅靠一方面的“限”是无法实现全面的“通”的,因此,制度错位的考量还尚需观察时日。当下急需反思的,是在车牌限购的实施中,因车牌“世袭”或囤积居奇而衍生的“财富”,因这种 “财富”是依赖于公共资源的稀缺而衍生的,并且未付出一定的劳动,故而这种“财富”不但不合理,相反因变相地永久占有或高价待售,严重阻碍了车牌限购的目的实现,同时也因公共资源的“私有化”而减损了其他公民的权利。2015年新修订的《立法法》第八十条第二款和第八十二条第六款明确规定,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这其中,“权利减损”作为一个新生术语,不同于一般的权利限制(limitation),它类似于国际人权法中的人权“克减”(derogation),但人权克减是有严格条件的,即公共(社会)紧急状态危及国家生存。因此,对于城市拥堵等社会问题,是注定无法上升到权利减损这个层面的,然现实车牌限购中衍生的“财富”,却呈现出明显的权利减损迹象来。原因在于,我们在制度或政策的制定中,因过分彰显目的,而忽视了方法的合理性。

四、“财富”的考察:新加坡车牌限购的启示

新加坡作为世界人口密度第二的国家,其交通压力是可想而知的。为了缓解交通拥堵,提高出行效率,新加坡政府采用车辆配额制度(Vehicle Quota System,以下简称VQS),购车者须竞投拥车证(Certificate Of Entitlement,以下简称COE)。[5]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新加坡VQS根据车型在整个车辆数量中的比例,将车辆划分为五类,A类汽车(排量在1600cc及以下)B类汽车(排量在1600cc及以上)C类(货车和巴士),D类(摩托车),E开放类(适用于任何种类车辆),分别用于满足不同阶层和职业的购车需求。可以说,车辆配额的多种分类,符合购车者的平权机理。相反,上海单一的分类,只会导致富人主导着购车的机会,从而引发社会不公。不同于中国车牌存在的“世袭”,新加坡的COE的使用期限是10年,车主不可以把拥车证单独转给另一辆车,但可以把车子和拥车证一起卖出去。由于使用了若干年,不但车子本身折价,拥车证也折价,因此不会产生类似中国的“衍生财富”。此外,新加坡拥车证竞投成功者所支付的价钱,不是众多竞投者所出的最高价格,也不是自己竞投时所出的价格,而是成功竞投到的最低价格。根据竞卖理论,“统一价格”促使真实的出价,而“支付你的出价”则激励竞买者出低价。例如,有1000人参加某一类拥车证的竞拍,该类限额是100个,竞投成功的人只需要支付按照出价高低排序在第100位的人所出的价格,即最低竞投成功价格。

作为与中国具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新加坡,其车牌限购制度是很值得当下中国学习的。具体表现为:一、平权的机理。发轫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平权运动,不仅强调公民权利的平等,还强调了权利之间的平等。《世界人权宣言》第二条规定,“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分等任何区别”。1999年通过的《人权捍卫者宣言》中也明确规定,“重申所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均为普遍、不可分割、互相依存并互相关联,应在不影响其中每一项权利和自由的实现的前提下公平合理地予以促进和落实”。在人类发展过程中,因能力、机遇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分为不同的阶层,如果在人权保障上,过于强调某一种权利能力,就会导致其他权利能力的丧失。上海车牌限购中只注重金钱而忽视其他能力,就会导致社会不公,而基于摇号产生车牌额度,将权利的保障寄托于“运气”上,则更是荒诞。二、公共资源的公共性。公共资源是相对私有财产资源而言的,它具备两种属性:一是资源为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二是资源为全体社会成员利用。[6]但在公共资源共享的过程中,又极易陷入“公地悲剧”,为此,一定成本的付出是有效使用公共资源的合理应对。私家车因占有了有限的公共资源,故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是车牌拍卖的意义所在,但公共资源的占有如果是漫无期限,结果将会导致公共资源的“私有化”,从而衍生出本不存在的“财富”,以致勤劳致富的美德被公共资源的投机所泯灭。因此,公共资源的占有使用,是其效率最大化的保障,但这种占有使用只是一种相对的、暂时的,因为公共资源是共有的。车牌限购中的车牌作为公共资源,理应通过期限限制而回归其公共性。三、公共服务的最大化。车牌限购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公共服务最大化,因此,车牌获得应根据公共资源的承载量来确定准入者的条件,而不应是简单的“价高者得”或者“运气者得”。新加坡车牌拍卖中的“统一价格”不仅关涉到公民“自由”的问题,更关涉到公民“平等”的问题,而当前我国车牌限购政策中,过于强调涉及身份的“金钱”和“运气”,以致公共服务在拍卖中或摇号中,成为政府或者投机者“财富”的“蓄水池”,因此,车牌限购应尽量淡化身份分配的色彩,转而关注公民平等的权利诉求。

五、“财富”的反思:秩序行政下的行政给付

“名非天造,必从其实”。几千年的政治传统文化,必然形成中国独特的历史径路。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总是相对的。一切都是历史,一切都是当代史。传统之于国人,“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还是个历史存在的现在”。[7]政党政治是古代家族秩序崩溃后的一种近现代的政治秩序调整。[8]由于政治对抗的独特情势,政党的军事化建构和军事化的政党竞争,构成了中国政党政治的重要特色。[9]因此,党的领导,是我国政治实践中的不争事实,它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为”痕迹,而是历史传承的结果。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库朗热曾在《古代城邦》一书中,精辟地分析了中西方是如何在近代社会治理中选择了不同道路,[10]即西方选择了人—国—公民的道路,而中国国选择的却是党—国—公民的道路。[11]正是因为中西方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西方的重心在于如何建构权威,而中国的重心则在于如何维护权威。由此,相比西方重自由的给付行政理念,中国则生成了重管理的秩序行政理念。有鉴于此,关于给付行政与秩序行政的孰优孰劣,则是一个充斥着历史虚无主义的假命题。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是制度生成的基础。基于中国的历史径路,一定权威下的秩序维护是其中心所在。但“历史周期律”昭示,社会管理如果只重目的而不重手段,就会陷入到历史循环的怪圈里。因此,如何克服管理的简单粗暴,是秩序行政改革的方向。

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化过程,[12]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演进征程,从“你是谁”到“我是谁”的人生感悟。[13]因此,中西方曾单一的权力主导或权利优位,都逐渐演化成权力与权利的合作共赢。美国已故著名公共选择学派奠基人布坎南在其著作《宪政经济学》中认为,政治过程就是一种旨在达到互利的合作手段,充其量就是主体间的关系。[14]随着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从“管理”向“治理”的转型,即从单向的命令服从到双向的民主协商,秩序行政因受到公民参与、平权机理等影响,开始从静止的秩序维护过渡到动态的秩序调节,即在秩序行政的理念下,加大行政给付的赋予,即通过公共服务的提供,来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从而增进人生活的幸福感。车牌限购是一种典型的秩序行政的产物,如何在这种政策中凸显行政给付,是该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车牌限购中“衍生财富”的出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行政给付的错位,以致车牌限购不但没有达到维护秩序的目的,相反却引发了更多的社会不稳。因此,对于当前正在实施车牌限购以及将要实施车牌限购的城市,如何在秩序行政的理念下维护社会秩序,行政给付的制度设计是一个需要用心考量的重点。

结 语

任何制度或政策的实施,都是现行政治理念的一种彰显,简单的善与恶、存与废的道德探讨,都将于事无补。正视是完善的前提。车牌限购中的“衍生财富”作为一种不合理的表象,昭示我们,用心完善制度或政策才是前行的方向。(宁波市法制办供稿,作者:宁波大学 史绍斌)





[1]〕衍生指的是因演变而产生,从母体物质得到的新物质(如经过取代) ,如衍生物,衍生品等。车牌作为新型“财富”,正是基于车牌限购的实施而产生的。

[2]〕当前全国出台车牌限购政策的城市共有七个,分别是上海(1994年)、北京(2010年)、贵阳(2011年)、广州(2012年)、天津(2013年)、杭州(2014年)和深圳(2014年)。北京、贵阳为摇号购车,上海为拍卖购车,广州、天津、杭州和深圳为摇号和拍卖相结合的政策。随着城市交通拥堵问题越来越严重,车牌限制已经引起了全国大中城市的关注,并酝酿出台相关政策。

[3]〕[澳]路德维希·冯·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韩光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5页。

[4]〕北京车管所规定,凡是7·21中报废的车,家人可以继承,但该车辆不能再买卖。

[5]〕参见柯白玮:《新加坡车牌拍卖考察记》,《东方早报》201386日,第5版。

[6]〕鲍丹:《公共资源,“共享”不简单》,《人民日报》2013517日,第4版。

[7]〕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三联书店1994年版, 第25页。

[8]〕参见 盛洪:《中国与西方是如何分道扬镳的?》,《读书》2014年第5期。

[9]〕李楯主编:《法律社会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3页。

[10]〕参见(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11]〕参见马一德:《论协商民主在宪法体制与法治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12]〕[英]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5页。

[13]〕石绍斌:《传承与发展:‘雷锋精神’的法治诠释》,《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4年第5期。

[14]〕冯兴元:《大师仙逝,宪则永垂——悼念布坎南》,《读书》2013年第2期。